2012年《半月谈》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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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应取的态度是，淡看外企迁移，坚定转型信心，再造比较优势。
多少年来，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是中国经济竞争制胜的比较优势，竞相比拼政策优惠构筑投资洼地是地方政府屡试不爽的招商利器。由此，我们实现了“中国制造”的崛起，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
这种以廉价要素承接产业转移以低端制造参与全球分工的发展模式，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当清醒，在这种挤压劳动工资、过量消耗资源换取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中国经济付出了“消费能力不足”的代价，中国社会承受了“劳工权益缺失”的痛苦。
今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快步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还能心安理得沉湎流连吗？中国的人口结构、劳动关系正发生重大变化，“招工难问题”或现或隐、“刘易斯拐点”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长期忽略的劳动价值逐渐回升，过度压抑的员工工资明显上涨，收入分化中的底层大众开始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正是社会奋争、大众期盼的景象。为什么等到真的领略了这景象，我们却惶惑了，迷茫了？
资本天生都是逐利型、游牧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跨国资本获有了更为多样的资源配置选择。它们更多地转向品牌运营，而将产品逐步移交给众多代工企业，将生产基地一再转移到成本更低地区。多年来，我们凭借着低廉成本的优势，得益于全球的产业转移。
但是，这一格局不可能恒久不变，这一选择不可能一劳永逸。珠三角主政东莞的领导就很睿智：根据韩国、台湾等地的发展经验，低成本导向的加工贸易在一个地区的黄金发展周期，一般只有20年。从改革开放算起，这种经营业态在我国已经发展30多年，已到非转型升级不可的关节点上。
所以，东莞已经决然告别昨天，走上打造“全产业链”的转型征程。资本寻找更低成本、更多获利的地方，这是产业成长中的必然现象，这是市场机制中的自然选择。我们没有必要惊诧，更没有理由悲观。
何况，还有更多的资本看好中国，在继续坚守，在强势扩张，在全力开垦这一片蕴藏无限诱惑的巨大市场。更何况，不少迁移中的资本选择的栖息地还是中国，中国的中部和西部。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在30多年的高速成长中，不少地方，不少企业，已经习惯于在低成本陷阱中互相竞赛着向底线冲击，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两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的故事一再上演，“血汗工厂”的社会舆论也始终难以洗脱。
如今，高耗能、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紧相联系的征地拆迁、劳资冲突和环保维权这三大社会矛盾一再敲响警钟。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现代理念深入人心，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劳资和谐型社会，已是社会共识。
此时，有跨国资本为维持低成本将一些低端环节产能迁出中国，短期看对我们不免有冲击，长期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淡看外企迁移，就是要坚定信心，淡定应对。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农民对土地价值的认识日益深刻，社会的环境权益意识在迅速觉醒。中国制造业的最大挑战，全社会应当求解的突出难题，不是成本提升、外企迁移，而是发展方式转型、产业技术革命。留给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再造比较优势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了。
加快转型、再造优势的焦点是什么？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这创新的要务，我理解，一是提升附加值。运用新兴技术、先进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态附加值。二是拉长产业链。从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哑铃型”结构拓展。三是抢占制高点。在奋力抵抗这一波金融危机的同时，瞩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
当下，以数字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涛声已经隐约可闻，我们应及时呼应，抓住机遇。比较优势可以转换，中国制造不会终结。只要它与多元拓展的市场需求相契合，只要它与不断推进的业态创新相融合，只要它与引领未来的科技变革相对接，它就依然拥有无限生机。
我们不必一再期望以压低工人的工资来维持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不必一再想象着简单复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全球资本潮涌而来的昔日传奇。在日益深化的全球经济平衡中，在逐步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我们还得从源头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难题，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者所得，进一步实现利益分配结构的公平化、合理化。
从转型的视角看去，人力成本的上涨不是坏事，我们还有人力资本的开发，人口红利的消减不足悲观，我们还有头脑红利的积聚。要紧的是，我们应当着力于新的比较优势的锻造，着力于更具潜力的蓝领创新，着力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进程，从而催生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如此，“中国制造”必将焕发崭新的风采，“世界工厂”必将迸发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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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看外企迁移
前有耐克，今有阿迪达斯，一些跨国公司关闭在华直营厂迁移生产线的新闻屡见报端。有人惊诧莫名，有人扼腕长叹：中国制造何去何从，世界工厂前景堪忧。我以为应取的态度是，淡看外企迁移，坚定转型信心，再造比较优势。
多少年来，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是中国经济竞争制胜的比较优势，竞相比拼政策优惠构筑投资洼地是地方政府屡试不爽的招商利器。由此，我们实现了“中国制造”的崛起，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
这种以廉价要素承接产业转移以低端制造参与全球分工的发展模式，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当清醒，在这种挤压劳动工资、过量消耗资源换取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中国经济付出了“消费能力不足”的代价，中国社会承受了“劳工权益缺失”的痛苦。
今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快步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还能心安理得沉湎流连吗？中国的人口结构、劳动关系正发生重大变化，“招工难问题”或现或隐、“刘易斯拐点”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长期忽略的劳动价值逐渐回升，过度压抑的员工工资明显上涨，收入分化中的底层大众开始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正是社会奋争、大众期盼的景象。为什么等到真的领略了这景象，我们却惶惑了，迷茫了？
资本天生都是逐利型、游牧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跨国资本获有了更为多样的资源配置选择。它们更多地转向品牌运营，而将产品逐步移交给众多代工企业，将生产基地一再转移到成本更低地区。多年来，我们凭借着低廉成本的优势，得益于全球的产业转移。
但是，这一格局不可能恒久不变，这一选择不可能一劳永逸。珠三角主政东莞的领导就很睿智：根据韩国、台湾等地的发展经验，低成本导向的加工贸易在一个地区的黄金发展周期，一般只有20年。从改革开放算起，这种经营业态在我国已经发展30多年，已到非转型升级不可的关节点上。
所以，东莞已经决然告别昨天，走上打造“全产业链”的转型征程。资本寻找更低成本、更多获利的地方，这是产业成长中的必然现象，这是市场机制中的自然选择。我们没有必要惊诧，更没有理由悲观。
何况，还有更多的资本看好中国，在继续坚守，在强势扩张，在全力开垦这一片蕴藏无限诱惑的巨大市场。更何况，不少迁移中的资本选择的栖息地还是中国，中国的中部和西部。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在30多年的高速成长中，不少地方，不少企业，已经习惯于在低成本陷阱中互相竞赛着向底线冲击，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两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的故事一再上演，“血汗工厂”的社会舆论也始终难以洗脱。
如今，高耗能、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紧相联系的征地拆迁、劳资冲突和环保维权这三大社会矛盾一再敲响警钟。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现代理念深入人心，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劳资和谐型社会，已是社会共识。
此时，有跨国资本为维持低成本将一些低端环节产能迁出中国，短期看对我们不免有冲击，长期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淡看外企迁移，就是要坚定信心，淡定应对。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农民对土地价值的认识日益深刻，社会的环境权益意识在迅速觉醒。中国制造业的最大挑战，全社会应当求解的突出难题，不是成本提升、外企迁移，而是发展方式转型、产业技术革命。留给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再造比较优势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了。
加快转型、再造优势的焦点是什么？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这创新的要务，我理解，一是提升附加值。运用新兴技术、先进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态附加值。二是拉长产业链。从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哑铃型”结构拓展。三是抢占制高点。在奋力抵抗这一波金融危机的同时，瞩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
当下，以数字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涛声已经隐约可闻，我们应及时呼应，抓住机遇。比较优势可以转换，中国制造不会终结。只要它与多元拓展的市场需求相契合，只要它与不断推进的业态创新相融合，只要它与引领未来的科技变革相对接，它就依然拥有无限生机。
我们不必一再期望以压低工人的工资来维持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不必一再想象着简单复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全球资本潮涌而来的昔日传奇。在日益深化的全球经济平衡中，在逐步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我们还得从源头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难题，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者所得，进一步实现利益分配结构的公平化、合理化。
从转型的视角看去，人力成本的上涨不是坏事，我们还有人力资本的开发，人口红利的消减不足悲观，我们还有头脑红利的积聚。要紧的是，我们应当着力于新的比较优势的锻造，着力于更具潜力的蓝领创新，着力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进程，从而催生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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