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半月谈》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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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急切地追问着：谁在颠覆食品安全？如何堵住污染源头？社会同声谴责那些黑心企业、不法商贩和被不断闯关的监管部门，舆论锋芒所向，还直指产地农民，呼吁对问题农产品开展原产地追溯，实施更严格的“身份认证”和市场准入。
这都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些问题食品被一再生产出来？
我们没有依据把农产品都想象成是有毒食品，因为药物残留不等于药物超标；没有理由把农业生产都想象成是“一家两田”，因为农民很难保留不受病虫害侵袭的“飞地”和“特区”；也没有权利把农民都想象成是问题制造者，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同样承受着食品安全的巨大威胁，由于城乡公共安全服务的不平衡，他们甚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能不能转换视角，站到生产者方面，从源头治理的角度去多想一想？
现在的城市消费者，眼光越来越高远，口味越来越多样。明明知道蔬菜基地早已跨市跨省，但市民们还是追求品相优先。可如何保鲜？对农民的确成了个大问题。明明知道当令蔬菜品质更有保障，市民们还是对反季节的分外偏爱。改变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或靠大棚种植，或靠药物催熟。猪肉仍是中国百姓的大宗消费。明明知道猪肉肥瘦比例最好顺其自然，市民们还是挑肥拣瘦，逼得生产者为提高瘦肉率寻找有害无益的瘦肉精，引进水土难服的外来猪。还有种养业都要遭遇的疫病和虫害，随着气候变暖、生态紊乱，防治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令人不免生出“华佗无奈”之叹，以致假药、禁药横行无忌
农民缺乏安全常识，无力辨认真假，难以抗衡商家，他们由衷欢迎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同时，农民更热切地期盼着：能不能尽快发明、生产出高效、低毒的新品农药，无害、廉价的保鲜药液，营养、健康的配方饲料，有效、安全的畜禽药物和种种神奇的生物技术？他们向农业科研院所、农资生产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发出了声声呼唤，让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更多地贴近农民、服务农民、造福农民！
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大力提倡发展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可成效如何？世人皆知绿色食品好，不知土地污染有多少。工业化突飞猛进，城市化跨越发展，我们也在吞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苦果。在城市产业“退二进三”的结构调整和城市居民权益意识的日益高涨中，众多污染企业纷纷夺路下乡，农村成了蓄污池，重灾区。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已有2000万公顷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
农民已经从自身的生产效益、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中日益深切地感悟到科学发展的道理，政府也由此感受到日益强烈的转型压力。原先奉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应当彻底摈弃，那种不顾资源和环境后果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应当彻底转换。农民渴望从绿色、健康、安全的现代农业进步中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获取更多的幸福感受。
同时，治理重金属污染已是迫在眉睫。推进土壤修复，在“刮土疗毒”中恢复土地生机，从食品安全看，自是一项治本之策。从拉动内需看，也是前景诱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实，农民中也蕴藏着对食品安全、绿色价值的强烈向往。“有机大米，至少20元一斤，还要VIP客户直接向公司订购才能买到。”可是，农民在绿色推销中，发现到处都有真真假假的认证和标志，谁相信你卖的就是“有机”？无情、错乱的市场，上演了一幕幕“劣币驱逐良币”的活剧。即使有“教授”帮你“卖大米”，也难免遭受市场冷遇。
分散的个体农民很难在市场上建立起与城市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怎么办？认养农地，开辟为城市家庭订单式代种、代养的“自然农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这种思路受到市场范围、经济区域的制约，不易做大做远，很难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资本下乡，让具有全产业链运营实力的企业投入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这也是一种思路。只是，资本主导、行政推动的大规模圈地，能不能让农民分享开发高品质农业“金矿”的财富效应，会不会剥夺农民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和历史机遇，还须慎重。
我们不能忽略农民绿色经营理念的启蒙和提升，不能忽略农民面向组织化、标准化、专业化绿色食品供给保障体系的参与和引导。这就需要在农业生产方式、经营规模、产业链接和组织形态诸方面来一场深刻的变革。显然，从合作化突破，是一个科学、便捷的抉择。
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已经形成潮流。我们还应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疑虑，放开脚步，从专业合作到整体合作，从生产环节到产业全程，从一村一社到区域联合，不断拓宽合作组织参与农超对接的渠道，健全社会化服务的体系，培育产品形象品牌经营的文化，给合作经济以更广阔的天地，给绿色发展以更坚实的支撑。
道德的义愤代替不了科学分析，媒体的责任还在于引导建设。
如何保卫食品安全？还得向源头探索，从潜心关切农民需要、深入求解“三农”问题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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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些问题食品被一再生产出来？
我们没有依据把农产品都想象成是有毒食品，因为药物残留不等于药物超标；没有理由把农业生产都想象成是“一家两田”，因为农民很难保留不受病虫害侵袭的“飞地”和“特区”；也没有权利把农民都想象成是问题制造者，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同样承受着食品安全的巨大威胁，由于城乡公共安全服务的不平衡，他们甚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能不能转换视角，站到生产者方面，从源头治理的角度去多想一想？
现在的城市消费者，眼光越来越高远，口味越来越多样。明明知道蔬菜基地早已跨市跨省，但市民们还是追求品相优先。可如何保鲜？对农民的确成了个大问题。明明知道当令蔬菜品质更有保障，市民们还是对反季节的分外偏爱。改变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或靠大棚种植，或靠药物催熟。猪肉仍是中国百姓的大宗消费。明明知道猪肉肥瘦比例最好顺其自然，市民们还是挑肥拣瘦，逼得生产者为提高瘦肉率寻找有害无益的瘦肉精，引进水土难服的外来猪。还有种养业都要遭遇的疫病和虫害，随着气候变暖、生态紊乱，防治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令人不免生出“华佗无奈”之叹，以致假药、禁药横行无忌
农民缺乏安全常识，无力辨认真假，难以抗衡商家，他们由衷欢迎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同时，农民更热切地期盼着：能不能尽快发明、生产出高效、低毒的新品农药，无害、廉价的保鲜药液，营养、健康的配方饲料，有效、安全的畜禽药物和种种神奇的生物技术？他们向农业科研院所、农资生产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发出了声声呼唤，让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更多地贴近农民、服务农民、造福农民！
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大力提倡发展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可成效如何？世人皆知绿色食品好，不知土地污染有多少。工业化突飞猛进，城市化跨越发展，我们也在吞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苦果。在城市产业“退二进三”的结构调整和城市居民权益意识的日益高涨中，众多污染企业纷纷夺路下乡，农村成了蓄污池，重灾区。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已有2000万公顷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
农民已经从自身的生产效益、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中日益深切地感悟到科学发展的道理，政府也由此感受到日益强烈的转型压力。原先奉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应当彻底摈弃，那种不顾资源和环境后果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应当彻底转换。农民渴望从绿色、健康、安全的现代农业进步中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获取更多的幸福感受。
同时，治理重金属污染已是迫在眉睫。推进土壤修复，在“刮土疗毒”中恢复土地生机，从食品安全看，自是一项治本之策。从拉动内需看，也是前景诱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实，农民中也蕴藏着对食品安全、绿色价值的强烈向往。“有机大米，至少20元一斤，还要VIP客户直接向公司订购才能买到。”可是，农民在绿色推销中，发现到处都有真真假假的认证和标志，谁相信你卖的就是“有机”？无情、错乱的市场，上演了一幕幕“劣币驱逐良币”的活剧。即使有“教授”帮你“卖大米”，也难免遭受市场冷遇。
分散的个体农民很难在市场上建立起与城市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怎么办？认养农地，开辟为城市家庭订单式代种、代养的“自然农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这种思路受到市场范围、经济区域的制约，不易做大做远，很难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资本下乡，让具有全产业链运营实力的企业投入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这也是一种思路。只是，资本主导、行政推动的大规模圈地，能不能让农民分享开发高品质农业“金矿”的财富效应，会不会剥夺农民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和历史机遇，还须慎重。
我们不能忽略农民绿色经营理念的启蒙和提升，不能忽略农民面向组织化、标准化、专业化绿色食品供给保障体系的参与和引导。这就需要在农业生产方式、经营规模、产业链接和组织形态诸方面来一场深刻的变革。显然，从合作化突破，是一个科学、便捷的抉择。
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已经形成潮流。我们还应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疑虑，放开脚步，从专业合作到整体合作，从生产环节到产业全程，从一村一社到区域联合，不断拓宽合作组织参与农超对接的渠道，健全社会化服务的体系，培育产品形象品牌经营的文化，给合作经济以更广阔的天地，给绿色发展以更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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